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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人格教育资源

作者:  发表时间:2019-09-19  浏览次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人格教育资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经受着社会与人生的双重磨难,在道德修养和人生追求方面却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挖掘和利用好它们,对当今的文化和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丈夫”人格 

1.生活境遇实在不能说好     

 如果我们将古代中国与欧洲的知识阶层作一个比较的话,会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腊及古罗马时期,欧洲的知识阶层主要为贵族及自由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则主要为僧侣和贵族。而中国的“士”则在春秋以后,便逐渐成为一个只有“恒心”而无“恒产”的以“智”为谋生手段的阶层了。隋唐以降,科举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部分士子实现阶层流动,成为显贵,但与西方知识阶层相比,中国的知识阶层总体上的生活境遇却实在不能说好。

2.在出世与入世、理性与情感间找到平衡

孔孟的儒家道统在君主专制下最终成为一个乌托邦的幻影,而老庄及玄禅所营造的个体绝对自由的桃花源式的审美境界也是镜花水月。但是,儒释道合一的理性建构与诗乐的感性陶冶所营造的贵和而守中的文化价值取向,使得读书人的心理与人格在出世与入世、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了平衡。可以说,孔孟与庄禅虽然意趣迥异,但在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与肯定方面是一致的。

3.“重生”和“养生”的特质

欧洲文化以宗教为依托,否定今生,崇尚来世,企图通过对“虚幻”的此岸世界的否定来达到“永恒”的彼岸世界,即天堂。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更倾向于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统一起来,即把对乌托邦的向往寄托于对现实与人生的深深眷恋之中。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终极的理想境界不在身外,而在心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的学者与艺术家长寿者居多,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生”和“养生”的特质。

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十分明显的理想化特征。对读书人来说,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深刻的。这种悲剧式的人生使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得深刻、崇高。生活上的困顿与精神上的痛苦,使知识分子承受着双重的煎熬。但是,这一人格上的深刻矛盾并未使其走向毁灭,恰恰相反,在对社会的体察和对自身的观照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了统一。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的知识阶层虽然命运多舛,但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进退有度、宠辱不惊的处世态度和刚柔相济、卓然独立的“大丈夫”人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这种“大丈夫”人格成为传统士大夫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之所在。

二、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出世与入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在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结构中,二者获得了统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系辞》),儒家讲入世,要求读书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境界,即《大学》中所说的“至善”的境界。

 

 

2.牺牲生命,杀身成仁 

崇尚阳刚,追求壮美,是传统文人的重要价值取向。屈原自沉汨罗,文天祥从容就义,这种为信仰和理想、操守和尊严不惜牺牲生命、不惜杀身成仁的“大丈夫”人格,成就了传统文人人生的崇高与伟大。但是,完美的至善境界只能无限地去接近,而不能最终达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庄与禅的思想凸显出其深刻性。

3.入世不狂热,隐逸不悲观 

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对现实的适应与改造;释道出世思想更注重对现实的超越,它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人生观。中国文人画建立在黑白二色之上的恬淡与悠远,中国古诗中频繁出现的“归”与“隐”的意象,等等,无不说明了庄与禅对古代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影响。释、道与儒家互补,使得读书人在入世时不至过于狂热,隐逸山林时又不至过于悲观。

4.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由于中国文化的辩证思维特性,出世与入世又是可以转化的,二者统一于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陶渊明说“心远地自偏”,弘一法师亦提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出世即入世,一张一弛,一进一退,读书人的心理与人格从而真正符合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呈现出明显的理性特征,而不像西方那样容易走极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崇尚阳刚而又不失阴柔,这种刚柔相济的价值取向与人格特征,使知识分子的心理变得十分坚韧。无论是面对生或是面对死,他们都能保持一种豁达与超然。

三、理性与情感的统一

1.理性层面的知识建构

先秦时期,儒与道并为显学。儒学重进取,道家重自然。前者积极,后者消极。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代终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宗”。禅宗强调人人皆有慧根,人人皆可成佛,这与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禅宗并不强调修行的外在形式而重视“参悟”,这又与道家的崇尚自然之取向相合。

儒家致力于个体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统一,在个体为“仁”,在社会为“仁政”;道家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希求长生不老;禅宗则注重在日常生活的“参悟”中达到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可以说,注重心性修养、培育完善人格是儒释道的一个共同之处。

在读书人的生活中,儒学作用于社会政治领域,道家作用于闲暇生活,佛教思想则对个体的精神生活自觉或自发起地起着深远的作用。儒修身,道养性,佛净心。在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中,儒释道由争鸣走向互补。

与西方不同的是,作为宗教的佛与道并未动摇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们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方面主要不是政治,而是人生。当儒家大同政治理想在严酷的现实中逐渐破灭后,庄与禅则引导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在自然与艺术中获得升华,并在对人生的参悟中达到对现实的超越,达到永恒的境界。

志于儒,依于道,老于禅,这是两千年来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作为传统读书人知识结构的三个维度,儒、释、道为知识分子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理性人格。

2.感性层面的情感陶冶 

中国是诗的国度,因为诗歌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诗乐之教最早可以上溯至孔子,孔子讲学,多席地抚琴,后人称之为弦歌。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孔子听韶乐,谓之“尽善尽美”。对诗歌的作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自孔子开始,诗教与乐教一直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唐代“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空前繁荣。上至士大夫,下至市井平民,无不以歌诗为乐事。宋以后,词和曲日渐兴盛,词和曲又都是入乐的。诗与乐虽各成体系,但二者的联系并未被割断。在感性层面,诗与乐影响着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如果我们将古代中西方学者进行一下比较的话,不难发现,西方的学者中哲学家居多,而中国的学者则大多同时是文学家、艺术家。问题是,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一个读书人甘愿一生只作一个诗人。“李杜”们主观上都希望“功名待绘凌烟阁”,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为平生夙愿,但造物弄人,名垂后世的并不是他们的政治功绩,而是诗名。“凡物不平则鸣”,不平的是世事,鸣出的是诗,是音乐,是文学艺术。

 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欧洲不可企及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知识阶层承载了太多社会与人生的磨难。读书人在现实中被压抑和扭曲的情绪与情感,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宣泄和升华。

3.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李白一生不得志,但却一生保持着天真烂漫的激情。杜甫身处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的动荡与个人的潦倒并未使其丧失直面现实的勇气,他通过自己的诗歌记录着那个时代。这些命运多舛的文人们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意志并未消沉,精神并未沦丧,始终能够保持人格的尊严和对生命的眷恋,诗与乐承载了他们沉重的精神负荷。    

文人们是多情的。屈原的《九歌》缠绵悱恻,范仲淹出将入相,也有“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吟唱,至于苏东坡,素以豪放著称,而其婉约一派词作,成就亦不在姜、柳之下。通过诗与乐,通过艺术,读书人的精神得以超越现实,在一个崭新的高度来看待自身在尘世中的得与失。在诗与乐中,读书人的人格境界获得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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